深度|氢硼聚变破局:新奥如何竞逐终极能源

▶  全球商业聚变正进入资本、技术与工程能力竞逐的新阶段。新奥前瞻布局,探索聚变能源的商业化路径。从实现聚变反应到走向商业发电,新奥将继续跨越物理、工程与经济性的多重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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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青春

2026年9月19日深夜,河北廊坊,新奥聚变实验控制大厅。

碳化硅探测器的监测屏幕上跳出带电粒子计数。值班的研究人员把结果转给团队。预想中的欢呼没有出现,大厅反而安静下来。

“后面几炮,我们说话的声音都更小了,静悄悄地去检查所有信号的细节。”新奥氢硼聚变技术负责人刘兵博士回忆说,当时没有“火箭发射”式的激动,第一反应是保持冷静、谨慎下结论。

一炮,又一炮。信号反复出现,时序与等离子体的运行阶段吻合,多炮累计的α粒子能谱逐渐显出氢硼反应的特征。原定晚上10点结束的实验被临时延长,大厅里的人从20多个增加到30多个,已经回家的人赶了回来。直到系统按惯例播报当天的实验序号,众人才意识到已经过了零点。实验做到凌晨近一点。

9月19日新奥聚变深夜实验现场

经过重复测量与交叉验证,团队最终确认,氢硼聚变反应发生了。

在自主研制的“玄龙-50U”球形环装置上,团队通过约70千电子伏(keV)中性束注入与电子回旋波的协同作用,将部分质子加速至160—200 keV的高能区间,实现每秒10⁸次量级的氢硼聚变反应。新奥称,这是全球商业聚变企业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硼聚变反应,也是中国磁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这一先进燃料的反应。

9月24日至25日,国内外专家对该结果进行专题论证和确认:实验获得了氢硼聚变反应产物的有效、可重复测量,诊断方法可靠,能够支撑反应验证。

与目前国际主流的氘氚(D-T)路线相比,氢硼(p-11B)反应不直接产生中子,燃料丰富易得,但反应条件更为苛刻,电子轫致辐射带来的能量损失也更突出。西安交通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赵永涛表示,这次突破把球形环氢硼路线从“理论可行”推进到了“实验可验证、产物可测量”的阶段。

全球来看,技术路线仍处于多路径并行、尚未收敛的阶段。聚变产业协会(FIA)2026年的调查覆盖56家商业聚变企业,磁约束占约46%,惯性约束约21%,磁惯性约16%。比路线更关键的分野出现在燃料上:40家企业以氘氚为主要燃料,选择质子-硼(即氢硼,p-¹¹B)的只有5家。新奥所处的,是燃料意义上的少数派。

资本也在重新定价这条赛道。FIA 2026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上述56家企业累计融资142.4亿美元,过去12个月新增44.8亿美元,创调查以来新高。长期由政府科研机构主导的核聚变研究,正在形成国家科研力量与商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局面。新奥是其中少数从清洁能源业务延伸而来的企业。

海外第一梯队里,CFS押氘氚托卡马克加高温超导磁体,Helion押场反位形与氘-氦3,TAE是氢硼路线最长期的坚守者;国内,新奥是唯一选择球形环氢硼技术的商业公司。

新奥创始人王玉锁把聚变能视作从低碳能源转向无碳能源的必然选择。2017年,新奥集团启动聚变研发,至今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先后建成“玄龙-50”和“玄龙-50U”两代实验装置。2026年9月,第三代装置“和龙-2”在廊坊启动建设。按公司规划,该装置2027年底建成并进入实验阶段,2030年争取实现氢硼聚变发电演示,2035年前实现稳态大功率发电。

新奥聚变实验首席科学家石跃江预计,下一代装置需要把反应率再提高六至七个数量级。磁场约束、加热效率、辐射损失、能量转换、设备寿命与资本投入,都是下一阶段的考验。

从低碳到无碳,从跟随到定义,中国商业力量第一次站到了这条世界赛道的燃料分岔口上。新奥选择了氢硼,一个可能改写能源史的信号,为人类能源的终局多留出一种可能:当氘氚路线仍在与材料辐照、氚自持反复纠缠,总需要有人去证明,还有一条更干净、更接近 “无碳” 本意的通道可以被打开。而数十亿元的投入、三代装置的接力、从 “玄龙” 到 “和龙” 的命名,是一家民营企业对 “长期主义” 最重的注解。

“失而复得”的突破

这次信号确认之前,团队经历过一次落空。

9月10日,团队正在玄龙-50U上做例行实验,探测器突然记录到带电粒子计数,研究人员一度认为,期待已久的氢硼聚变反应可能已经发生。

刘兵的第一反应是激动。他后来承认,那一刻比9月19日还激动。

但进一步分析推翻了这一判断:如果信号来自氢硼聚变,就应当对应特定的等离子体运行与加热条件,而当时的计数主要集中在放电的启动和结束阶段,恰恰没有出现在预期的稳定放电平台期。

这组信号并非简单的电子噪声。研究人员确认,探测器确实记录到了带电粒子,却无法证明它们来自氢硼聚变。团队开始排查粒子来源。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放电启动和结束时产生的高能电子及光子,与周围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了其他带电粒子信号。

期待中的聚变反应当时未能得到确认,但那次“得而复失”至少验证了SiC探测系统能够在复杂的磁约束环境中生存并工作。

接下来的一周,科研人员围绕实验条件做了两项调整:一是将中性束能量提高到70 keV并投入实验,二是把探测器从装置上方移至中平面附近,以改善粒子探测的几何条件。在刘兵看来,前者是决定性的变化,后者主要改善探测效率。

9天后,信号终于出现在了它应该出现的地方:不在放电的启停段,而在预期的稳定平台期,多炮统计的α粒子能谱逐步显出氢硼反应的特征。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国强曾参与新奥2019年的氢硼反应截面研究,也是此次专题论证的评审专家之一。据他介绍,SiC探测器记录到单个α粒子的波形信号,并据此构建α粒子能谱;中性粒子分析器提供的快质子能谱,构成另一条线索。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樊铁栓认为,α粒子与快质子两类诊断数据相互印证,分别从反应产物和离子动力学两个角度支持了氢硼聚变反应的发生。霍迪亦评价,这一结果在快离子物理与诊断技术方面具有科学意义。

等离子体中氢硼反应的典型α粒子信号(半导体探测器测量)

实验测量的α粒子能谱

新奥此次的实验路径,与国际上已有的测量并不相同。2023年,美国TAE Technologies与日本核聚变科学研究所合作,在日本LHD装置上报告了磁约束等离子体中的氢硼聚变反应测量,该实验采用160千伏的中性束系统产生高能质子。新奥则以约70千电子伏的中性束配合电子回旋波,把部分质子推至第一共振峰附近,形成了一条参数更低、机理更复杂的实现路径。这一实验的价值,不只是再次验证氢硼聚变能够在磁约束装置中发生,更在于探索了一种不同于既有实验的快质子加速机制。如果未来能够厘清并有效控制这一机制,将为提升氢硼反应率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氢硼反应需要质子与硼-11原子核碰撞。两种原子核都带正电,必须具备足够高的相对能量,才可能克服库仑排斥。2026年1月,团队已经观察到协同作用的迹象:当时中性束能量只有40多千电子伏,实验中却出现了约100千电子伏的快质子。9月把中性束能量提高到70千电子伏后,部分质子进一步进入160至200千电子伏区间,落在氢硼反应第一共振峰附近。

按常规认识,电子回旋波主要与电子发生共振,并非直接加速离子的主要手段。“这个全新的实验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物理机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石跃江对产联社表示,团队已经形成初步解释,但从观测到实验现象,到建立能够充分解释和预测现象的物理模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支撑这次结果的,是“玄龙-50U”多项工程系统的升级。新奥聚变副总工程师杨圆明介绍,从第一代“玄龙-50”到“玄龙-50U”,装置中心磁场由约0.5特斯拉提高到1.2特斯拉,加热系统总功率从约1兆瓦提高到接近8—9兆瓦;中性束系统经过数年研发,能量等级由早期约25 keV提高到70 keV。对球形环装置而言,磁场增强意味着磁体结构、支撑与电源需要同步升级;加热功率提高,则要求设备在紧凑空间内稳定运行,并与等离子体约束条件匹配。

诊断系统的改造同样关键。新奥早期参考日本LHD使用的硅探测器方案,但在球形环较强的X射线背景和复杂电磁环境下,常规硅探测器难以稳定工作。团队借助外部加速器平台重新开展探测器筛选与标定,最终采用碳化硅方案。

不过,反应的发生与可用能源之间仍有巨大差距。按每次氢硼聚变释放约8.7兆电子伏、每秒10⁸次反应估算,对应的聚变功率约0.14毫瓦,不足以驱动任何实用负载。这意味着,对一个以工程可行性为目标的商业项目而言,当前的结果是“可测量”,还达不到“可复制”。

持续近十年的坚持

这场实验背后,是一次持续近十年的押注。

新奥集团1989年成立,以城市燃气起家,此后逐步进入天然气贸易、能源资源、综合能源服务及能源数智化等领域。在王玉锁看来,传统燃气业务解决的是清洁能源供应问题,未来需要满足客户需求、清洁无碳的现代能源体系。他始终围绕客户需求在前瞻布局和连续追问:能源的终极未来在哪里?

新奥聚变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常振华对产联社介绍,随着业务从燃气延伸至电力,新奥开始寻找能够在更长周期支撑能源供应的方向,在从低碳到无碳能源的路径上,新奥选择了研发聚变。

2016年新奥的技术大会,盘点前十年的低碳技术——固碳、捕碳、清洁转化。结论并不乐观:这些都是“优化”,是百分之几十的提升,不够颠覆。未来能源需要提高一到两个数量级的跃升。

2017年,新奥决定进入核聚变领域。常振华归纳为四方面考虑:响应国家碳减排号召,内部延续能源技术转型、寻找新的长期业务增长空间,以及新奥集团对能源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意愿。

与天然气业务不同,核聚变没有成熟的商业发电市场,也没有可直接复制的盈利模式。企业必须先投入资金、组建团队、建成装置,再用实验判断路线是否值得继续。

2018年刘兵加入新奥时,面对的并不是一条已经确定的技术路线。当时新奥能源研究院的聚变团队只有二三十人,成员来自能源、核电、核物理等不同专业,真正具有磁约束聚变研究背景的人并不多。团队研究过不同装置的方案,部分路线还开展了初步实验,此后按技术成熟度、理论计算及实验结果逐步收敛,把重点转向球形环托卡马克。紧凑的装置构型、较高的等离子体压力运行潜力,以及未来工程经济性,是这一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

新奥“玄龙-50U”装置

2019年建成的“玄龙-50”成为验证这条路线的基础平台。实验积累的认识最终在2022年形成了燃料与装置的组合判断——氢硼燃料与球形环结合,被视为通往商业化发电的可行路径之一。

新奥的路线选择具有鲜明的长期主义特征,意味着新奥并未简单沿用国际主流技术路径,而是试图从燃料选择和装置构型两个层面寻找差异化突破。

氢硼的优势很明确。氘氚聚变反应截面大、点火条件相对有利,国际主要磁约束装置已积累数十年经验,但高能中子带来三重工程负担:氚燃料自持、材料辐照损伤、辐射环境下的设备维护。氢硼主反应产生三个带电α粒子,不直接产生中子,理论上可以直接回收带电粒子能量,也不必建立氚增殖系统。

代价是物理条件的大幅抬升。氢硼聚变的离子温度通常被认为需要达到十亿摄氏度量级;同时电子轫致辐射造成的能量损失可能极为严重,一旦辐射损失超过聚变反应可供能量,装置便无法形成可持续输出。换言之,氢硼路线把氘氚面临的燃料循环与中子工程问题,置换成了更难的高温等离子体与能量平衡问题。

石跃江认为,两条路线各有约束:前者需要解决燃料循环和材料寿命,后者首先要实现足够高的离子温度与有效的能量增益。新奥把球形环与氢硼结合,是想在装置紧凑性与高参数等离子体约束之间寻找新的可能。

但紧凑结构也对磁体设计、中心柱空间、电流驱动和热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工程余量比大型托卡马克更薄。2019年建成玄龙-50之后,团队在明确氢硼方向的同时,开始建设第二代装置玄龙-50U。

独特的“少数派”路线

把新奥放进全球版图,它的位置相当特殊。

美国是全球聚变领域高地,路线格局以磁约束为主轴、惯性约束并行推进。磁约束一侧,CFS最靠近工程确定性:氘氚托卡马克加高温超导磁体,SPARC装置建设完成度约80%,目标2027年实现净能量增益,商业电站ARC设计400兆瓦,谷歌已签约购买其一半电力产出;CFS累计融资约40亿美元,约占全球聚变行业累计融资的30%,是当前体量与工程进度双重领先的标的。

Helion偏离托卡马克主轴,走场反位形加磁惯性路线,燃料以氘-氦3为主,等离子体温度已达到1.5亿摄氏度,目标2028年向微软交付首台商业聚变发电机;2026年完成4.65亿美元G轮融资,估值155亿美元,商业化时间表在全球头部公司中最为激进。

TAE Technologies是美国磁约束阵营中唯一以氢硼为核心燃料的公司,采用束流驱动场反位形,计划2030年代初投运首座示范电厂,也是新奥在全球范围内最直接的技术参照。

惯性约束一侧,美国在NIF实现科学盈亏平衡之后正在形成第二条商业赛道:Pacific Fusion以9亿美元A轮融资进入电磁脉冲驱动惯性约束方向;Inertia Enterprises完成4.5亿美元A轮,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合作推进激光聚变商业化;Xcimer Energy获得美国能源部累计4350万美元资助,开发KrF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路线。

国内商业聚变也已分出几条清晰路线。能量奇点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路线,洪荒70已实现千秒级长脉冲运行。星环聚能以球形托卡马克为基底,推进SUNIST-2、NTST与星环一号三代装置并行。诺瓦聚变走场反位形与磁压缩协同的小型模块化路线,明确对标AI数据中心的分布式供电,规划2029年实现Q大于1。此外,岩超聚能布局仿星器,星核聚变、贝塔聚变等新玩家也在快速入场。

新奥是其中唯一以氢硼为燃料、以球形环装置为载体的商业公司。在全球聚变技术路线尚未收敛的阶段,这种差异化布局既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形成不同于主流路线的技术壁垒。它在一条几乎无人并行的技术方向上,用玄龙-50U的实验证据先占住了一个可验证的坐标点。

全球聚变已初步呈现中美双寡头态势。据FIA及行业报告数据,中美两国合计占全球私人核聚变投资总额的86%;从私营融资分布看,美国以约53%居首,中国以34%紧随其后。欧洲虽有ITER的长期科学积累,但在商业聚变企业的资本密度和装置推进速度上已明显落后。

对于中美聚变产业竞跑,石跃江对产联社坦言,美国在基础理论、数值模拟与多路线研究上积累更深,中国在托卡马克工程研究、产业链配套与科研人才培养上有优势。

商业化承诺开始出现。FIA报告显示,受访企业中已有5家报告签署购电协议、承购协议或类似商业承诺。这类协议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潜在用户,但并不等于聚变电站已经具备供电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座商业聚变电站实现持续净电力输出。

把实验装置变成工厂

2026年9月15日,新奥第三代聚变装置和龙-2在廊坊启动建设。此时“玄龙-50U”的氢硼反应验证尚未完成,下一代装置的工程方案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和龙-2”建设项目开工仪式

与第二代装置相比,“和龙-2”不只是更大、设备更多,而是承担完全不同的实验目标:中心磁场由约1.2特斯拉提高到3特斯拉,计划实现5至10秒的高参数放电,配备几十兆瓦级加热系统,并探索3亿至5亿摄氏度量级的离子温度。石跃江告诉产联社,这一温度区间是为后续提高氢硼反应率创造条件。

参数抬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系统耦合变复杂。磁体、真空室、加热、电源、冷却与诊断系统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协同工作;磁场更强、加热功率更高、放电时间更长,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裕度下降,都会以集成问题的方式显现。

和龙-2园区规划装备制造能力开始成为竞争变量。杨圆明介绍,“和龙-2”面临的主要工程难题正是复杂系统集成,新奥正同步推进关键设备制造和接近实际尺寸的样机验证,部分核心设备计划2027年交付。除已识别的难题外,新装置建成后仍可能出现此前未预料的工程问题。

装备制造能力开始成为竞争变量。杨圆明介绍,实验装置的核心建设成本主要集中在主机、加热和电源三大系统:主机包括真空室、磁体和支撑结构,需满足高磁场、高真空和复杂受力要求;加热系统决定装置能否达到更高温度;电源系统则为磁体和加热设备提供稳定的大功率输入。这些系统涉及特种材料、精密加工、大型结构制造、电力电子和自动控制等多个工业领域。

新奥采用自主设计与外部制造相结合的模式:在与氢硼实验直接相关的主机、加热及部分配套系统上保留核心设计能力,制造环节依托国内装备企业。电子回旋加热系统经过多年研发已逐步实现国产化应用,中性束加热系统也形成了较完整的自主设计能力。

杨圆明对产联社介绍,按公司对同类装置主机的比较,新奥相关主机成本较部分国外参考方案降低约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为缩短装备交付周期提供了基础;但高性能加热系统、特定关键材料和复杂系统集成能力,仍需持续攻关。对商业聚变而言,装置性能之外,工程建设成本同样决定技术能否走向市场。新奥的另一项潜在优势,是依托国内制造业体系,将自主设计能力与装备供应链结合,降低实验装置的建设成本,并加快技术迭代。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装置的实际控制环节。新奥聚变人工智能负责人刘天源介绍,团队利用强化学习实现等离子体位形控制,相关系统累计开展700余次实验验证,位置和形状控制精度达到约1至2厘米。在中性束加热设备调试中,智能体把人工调试时间压缩约一半。2026年10月初,新奥进一步尝试由智能体独立设计实验放电流程:系统在仿真环境中生成方案,经工程师审核后投入真实装置,先跟随装置开环运行三次,最终闭环一次验证成功。

但边界同样清楚。刘天源表示,智能体尚无法在实验失败后独立识别所有原因并完成自主纠错;面向"和龙-2"更高的物理参数和新的物理机制,仿真模型和智能算法的外推泛化和可靠性都需要重新验证。

商业化目标也在改变从科研到工程的组织方式。刘兵回忆,早期招募聚变人才并不容易,公司选择尽快建成实验平台,让研究人员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工作。2019年,新奥与张国强等科研人员合作开展氢硼反应截面测量,在约两个月内完成两轮实验,并根据第一次结果迅速调整靶参数。张国强认为,工程与科研团队紧密协同,有助于提高实验迭代效率。西安交通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赵永涛则指出,商业聚变企业围绕特定目标开展快速试验,可以与国家科研机构长期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工程验证形成互补。

从0.14毫瓦到一座电站

“和龙-2”是新奥未来几年最重要的研发与资本投入项目。

按照公司规划,“和龙-2”将在2027年底建成并进入实验阶段,随后逐步提高参数,争取2030年实现氢硼聚变发电演示;更长期的目标是在2035年前实现稳态大功率发电示范。三个时间点对应不同的技术成熟度:2026年要证明反应可以发生并被测量;2030年要证明反应能在更高参数下显著放大,并探索实际电力输出;2035年前的示范目标,则要检验持续运行与工程系统能力。

从实验室反应走向发电,最大的差别是能量收支。9月19日的结果是每秒10⁸次量级,但距离可利用的聚变功率仍有距离。商业电站不仅要实现足够高的聚变功率,还必须扣除磁体、加热、冷却及其他辅助系统消耗的能量,形成稳定的净电力输出。这也是氢硼路线最脆弱的一环:离子温度不足则反应率上不去,温度过高则轫致辐射损失迅速上升。

技术目标越高,资本需求越大。新奥过去近十年在聚变领域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主要用于两代装置建设、科研团队搭建、实验运行与核心技术攻关。2026年7月,新奥聚变完成首轮Pre-A融资,投后估值106亿元。常振华透露,2026年至2030年,新奥聚变预计还需投入约60亿元,用于下一代装置建设、实验运行和人员支出。

按照汇率粗略折算,新奥近十年累计投入40亿元约合6亿美元,约为CFS累计融资额的七分之一;106亿元的投后估值,也远低于Helion的155亿美元。这意味着在一条物理条件更苛刻的路线上,新奥需要用更少的钱走完更长的验证链条。

投资者的提问内容也在变化。随着市场对聚变技术的认知加深,问题不再停留在"核聚变能不能发生",而是转向不同技术路线的优劣比较、团队的技术积累厚度,以及装置能否兑现预定目标。

新奥曾提出氢硼聚变发电成本低于0.1元/千瓦时的目标。常振华介绍,这一预测形成于2024年,按未来总装机规模约4吉瓦、总投资不足400亿元的假设测算,考虑了设备投资、折旧、人工及燃料等成本。但净发电效率、运行寿命、设备维护和关键材料价格等参数,尚缺乏实际商业电站数据支撑,测算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对商业电站而言,初始建设成本只是经济性的一部分。运行寿命、部件更换周期、辅助系统耗电占比、能量转换效率,都会影响最终的单位发电成本。

相比之下,聚变装置子系统的装备供应可能更早形成实际市场。常振华透露,新奥部分电子回旋加热相关产品已经取得对外订单,中性束等自研系统也在探索对外供应。未来公司可能同时考虑核心装备供应、技术服务、技术授权以及聚变电站运营等商业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沿途下蛋"路径:在电站尚未跑通之前,先用装备和工程能力换取现金流与产业位置。

对新奥而言,眼下的商业化仍主要集中在实验装置建设、核心装备供应及技术研发能力积累。常振华认为,新奥已具备与国际企业开展技术对标的条件;CFS等在融资规模、团队规模和长期研发积累方面仍有优势,而新奥的球形环装置在综合指标参数上具备竞争力。

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路线的可迁移性。常振华认为,新奥长期研发形成的聚变物理、装置设计、工程建设和实验运营能力,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种燃料路线;即使未来技术方向调整,既有团队和工程积累仍可能迁移到其他方案。但他同时承认,可迁移性不等于没有成本:不同燃料和装置构型在物理要求上存在差异,重大转向仍会带来新的技术验证与资本投入。

赵永涛把这次的突破比作“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从一台装置上的10⁸次反应,到一座向电网稳定供电的电站,中间是一长串尚未被验证的假设:电子轫致辐射能否被压住,高能粒子能否被约束,能量转换效率能到多少,设备寿命有多长,资本能否收回。这些问题没有一条能靠叙事回答,只能靠实验数据。

“和龙-2”给自己设定的2030年目标,是“点亮氢硼聚变的第一盏灯”。灯亮之后,才进入聚变商业化的阶段。

在全球聚变能源竞赛加速展开的今天,新奥近十年的坚持,不仅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对未来能源的长期押注,也是中国企业探索前沿科技、参与全球技术竞争的一次主动突围。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能源的竞赛中,中国不仅需要追赶者,也需要敢于探索的先行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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