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亿家族信托市场的一记警钟:信托治理不能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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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玄  鸟

2021年7月20日,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商业法庭的一纸判决,把一场持续四年的跨境股权争夺战推到了中文互联网的聚光灯下。法官认定,鲁南制药已故创始人赵志全之女赵龙,对那25.7%的外资股权拥有所有权;而曾被视为“托孤重臣”的律师王建平及其妻子魏某,通过设立公司、信托的方式将案涉股权转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信托条款”。

判决书公布后,王建平所任职的国内一线律所官网迅速删除了他的个人信息。赵龙在微博上只说了一句话:希望金杜律所“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调查结果”。而王建平后来在接受《等深线》专访时,给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自辩:“王家既非狸猫,也非太子”。

一个父亲,在癌症晚期用尽最后的力气为独生女搭建了一座海外信托的“堡垒”;一个律师,曾是这座堡垒的设计者与守门人;最终,守门人几乎把堡垒本身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这个故事之所以让财富管理行业震动,不是因为信托第一次出事,而是因为它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了一个被刻意模糊的真相:信托从来不是“自动安全”的保险箱。它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谁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上,以及那个位置上有没有真正的制衡。

一场持续二十余年的“代持暗线”

要理解信托为什么会被“吞”,得先看清赵志全留下的是一张多么脆弱的牌桌。

鲁南制药的前身是山东郯南制药厂,1987年,赵志全承包了这家净资产不到20万元的濒临破产小厂,用二十多年把它做成了年产值百亿、员工近两万人的医药集团,2021年品牌价值达121.91亿元。但这家企业的股权结构里,一直埋着一条“外资代持”的暗线。为了享受中外合资的税收优惠,鲁南制药早年间通过烟台发展的境外子公司鲁信公司持有25.7%的外资股。赵志全与烟台发展在经营上出现分歧后,为了保住税收优惠,他找到了当时已在跨境法律与信托领域颇有资历的王建平。

2001年,王建平夫妇在美国设立的凯伦美国公司与鲁南制药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接盘了那部分外资股。此后经过一系列重组,到2011年7月,赵志全通过昆仑BVI公司100%持有安德森投资有限公司,安德森则持有鲁南制药25.7%股权以及另外四家公司各25%的股权。同月,赵志全与王建平的妻子魏某签订信托协议,设立“赵氏信托”。这是一个可撤销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是昆仑BVI公司,受托人是魏某,信托财产是安德森持有的上述五家公司股权。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代持+信托”的跨境持有结构,赵志全保留了对底层资产的最终控制,魏某作为受托人承担名义持有和指令执行的职能。2014年11月,赵志全在去世前将安德森股权转让给赵龙,并经魏某签字确认,同时向王建平发出了将信托资产过户给赵龙的明确指令。

赵志全做了他认知范围内能做的一切:书面指令、签字确认、临终安排。但他忽略了一个信托法上最古老也最致命的常识:当受托人同时是执行者、信息控制者和事实上不受监督的人时,一纸指令的约束力,几乎等于零。

“榕树信托”的真正功能,不是传承,是遮蔽

赵龙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过户指令从来没有被打算执行。

2017年2月20日,在王建平的北京办公室,赵龙收到了一份名为“Banyan Tree Trust”(榕树信托)的文件。此时距离赵志全去世已经过去两年多。文件显示,安德森投资有限公司90%的资产已被转入王建平夫妇持有的嘉德公司。在榕树信托中,嘉德公司作为信托资产,受益人是王建平夫妇的女儿和赵龙。赵龙的名字虽然在受益人名单上,但王建平作为信托保护人(protector),“随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将我移除”,赵龙的原话是:“里面所有条款都不能保障我的利益,至于这个信托如何成立的,我完全不知情。”

这才是鲁南制药案中最值得深思的制度教训所在,问题不只在于受托人背叛了委托人,更在于信托治理结构中所有关键节点被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

在“赵氏信托”中,魏某是受托人,承担忠实执行委托人指令的义务。在后续的“榕树信托”中,王建平是保护人,拥有增减受益人的权力。保护人这个角色,在离岸信托设计中本应扮演“制衡受托人”的功能,防止受托人滥权。但在这里,受托人的丈夫成了保护人,保护人又通过自己控制的公司接收了信托的核心资产。受托人、保护人、资产实际控制人,三者在利益上完全重合。一个设计出来用于“制衡”的结构,被掏空了制衡的实质,只剩下制衡的外观。

更隐蔽的是时间的运用,赵志全2014年去世,过户指令随即发出,但王建平夫妇没有执行,也没有拒绝,而是沉默。直到2017年,赵龙才被告知一个“新信托”的存在。在这三年里,底层股权的法律外观被一步步重构,等到赵龙看到榕树信托文件时,她面对的不再是一份等待执行的过户指令,而是一个已经成型、有独立法律外观的新架构。信托的“资产隔离”功能,在这里被反向使用了:它隔离的不是委托人的资产免受外部债权人追索,而是受托人将信托资产隔离于受益人的追索视野之外。

胜诉与辩解: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正名”

赵龙能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她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生,有能力读懂那些绕弯的离岸文件,也有韧劲在四年里同时应对多法域的诉讼。法院最终通过股权收购款的资金来源等证据链认定,安德森及其持股公司的股权是赵志全自掏腰包购买,赵志全才是最终受益人;王建平夫妇的行为严重违反信托契约,股权归赵龙所有。

但王建平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他在2021年10月接受专访时坚称,自己不是“狸猫”,赵龙也不是“太子”。他的核心论点是:真正与赵龙争夺鲁南制药外资股的,是鲁南制药集团本身,而不是王家。王家只是“鲁南制药外资股的看管人”。他描述自己面临的困境是:赵志全去世后,鲁南制药集团对这批股权的归属提出主张,作为一个“看管人”,他无法判断应该把东西交给赵龙还是交给鲁南制药,于是“首先把这件东西放进一个信托里面去”。在他的框架里,设立榕树信托不是侵吞,而是在权属争议未决时的一种“保全”动作。

这套辩解在法律上是否成立,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已经给出了否定回答,法官认定的是“严重违反信托条款”,而不是“权属不明下的合理保全”。但王建平的叙述仍然具有分析价值:它揭示了一个现实——当信托的受托人和保护人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时,他们会用“技术性操作”的语言来重新描述利益冲突。 “放进信托”可以被说成“保全”,“变更受益人”可以被说成“架构调整”,“不执行过户指令”可以被说成“等待争议解决”。信托的复杂性,为这种行为提供了足够多的语义缓冲地带。

这也是鲁南制药案对普通高净值人群最不友好的一面:赵龙能赢,是因为她有法律能力、有资源、有长达四年的坚持,而且涉案资产位于一个司法体系相对成熟、判决可执行的离岸法域。证券时报当时的评论直白地指出:“如果换做是‘傻白甜’二代,最终鹿死谁手还不好说。”

9000亿市场与“考验人性”的代价

鲁南制药案发生在一个中国家族信托规模急速膨胀的时间窗口里,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国内首单家族信托,到2025年底,全国家族信托存续规模已达9000多亿元,正在逼近万亿大关;2024年末的数据是6435.79亿元,而中国信托资产总规模为29.56万亿元,家族信托占比不过2.18%。另一组数据是,2025年中国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约200.5万户,但家族信托在财富传承工具中的实际使用比例仍远低于保险等传统安排。

换句话说,家族信托在中国是一个规模在快速膨胀、但治理经验仍然稀薄的市场。鲁南制药案之所以被法律界和财富管理界反复引用,恰恰因为它不是“信托工具失灵”,而是“信托治理失守”的极端标本。信托在法律上可以做到资产隔离、指令约束、受益人保护,但这些功能不会因为文件签了字就自动生效。它们依赖于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被真实地监督,依赖于保护人的权力被真实地制衡,依赖于信息在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真实地流动。

证券时报在案发后的评论中写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要去考验人性,能委托机构的,就不要委托个人。”这句话的落点不是否定信托,而是否定一种特定的信托安排方式:把百亿级资产的控制权交给一个自然人受托人,而这个自然人既没有机构层面的内控约束,也没有独立的监督主体,保护人的角色又反过来落到了受托人的配偶或利益关联方手中。

国内持牌信托机构固然也有自己的代理问题和治理缺陷,但至少存在监管框架、内控流程和层层审批的刚性约束;自然人受托人在现行法律下虽然被允许,但“相关制度不配套,对自然人受托人缺乏监督机制”,其风险结构在本质上更接近代持,而不是现代信托。

赵志全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信托解决一个“信任”问题,却把信托交到了一个不受制衡的“被信任者”手里。信托的本意,恰恰是不依赖对人性的信任,而是依赖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当这个约束被省略或被设计掉时,信托剩下的就只是一套精致的文件,以及文件背后那个“随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移除受益人的人。

鲁南制药案的终局判决让赵龙拿回了法律上属于她的东西,但那个在2014年冬天发出过户指令的父亲,已经没有机会知道:他以为留给女儿的是一座堡垒,而堡垒的钥匙,曾经被守门人攥在了自己手里。对于正在考虑家族信托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而言,这个案子留下的问题不是“信托还可不可信”,而是一个更冷静、也更难回避的问题:你准备把钥匙交给谁,以及,谁有权力在你不在了之后,检查那个人有没有偷偷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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