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披露一张大额罚单。

罚单显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因“保理融资业务授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两项违规，被罚款100万元。

这并非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近两年首次被监管处罚。2025年1月，该分行还收到一张1680万元的巨额罚单，而这张巨额罚单涉及的15项违规中，便包括“贸易融资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员工异常行为管理不到位”两项。

时隔不过一年半，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再次因同样原因被罚，究竟是前次罚单的“余震”，还是内控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改善？

曾有员工借融资相关业务输送利益

保理全称应收账款保理，属于贸易融资大品类下的应收账款类贸易融资，指的是银行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下的应收账款开展融资。

放到实际交易场景中，就是企业之间赊销，卖方发货后，暂时拿不到现款，赊的货款形成一笔应收账款，卖方就把这笔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银行作为保理商，按应收账款的约定比例向卖方提前发放融资款，后续买方回款就直接回给银行。

保理融资业务的核心底层逻辑是债权转让，业务成立的硬性前提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应收账款。也因此，保理融资业务最大的风险点就是“应收账款造假”。

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需要严格审核卖方和买方的资信、经营状况，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等，避免客户通过虚开发票或伪造贸易合同、物流、回款等手段恶意骗取融资。

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先后被监管曝光存在“贸易融资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保理融资业务授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意味着该行在保理融资业务分支乃至整个贸易融资业务板块的审核审查环节，存在审慎性不足，授信管理失控的情况。

除了两张罚单，裁判文书网上的一则刑事判决书，也暴露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在保理融资业务板块的内控合规失察。

2025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银行业务经办人行贿的案件，判决书案号为(2025)沪0106刑初432号。

根据判决文书内容，被告人马某、郑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分4次向时任浙商银行上海分行业务发展一部总经理王某行贿，王某累计收受“好处费”326.98万余元。

具体来看，王某在2016年2月被聘任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业务发展一部总经理，其所在的部门负责供应链金融，对授信方案分析审核。

2020年，马某、郑某等人策划并与王某等人商定合作模式，以金源鼎信商业保理相关公司(以下简称“金源鼎信公司”)名义参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融资业务，并约定给予王某好处费。

为完成约定，王某利用其作为业务经办人的职权，将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融资业务保理服务变更为金源鼎信公司，并加快放款速度，为行贿方提供便利。2020年6月，浙商银行上海分行与金源鼎信公司签订《应收款签发协议》，金源鼎信正式作为资金通道方。

2020年7月、9月、11月，马某、郑某等人分三次通过刘某1，向王某送交现金，分别为116万元、144万元、22.1万元。次年7月，马某、郑某等人再次通过刘某1向王某送交现金44.9万元。

虽然这起案件涉及的环节主要是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外部保理合作机构遴选，矛盾集中在外部通道服务商准入环节的权力寻租，不涉及授信审查不审慎、底层应收账款虚假等情形。但案件直观反映出，早年上海分行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关键岗位权力缺乏制衡、员工行为管理有明显的合规短板，两类风险都存在于上海分行的融资业务板块。

内控塌陷与客户投诉齐至

大额罚单与员工受贿之外，内控合规的崩塌，早在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顾清良在任时便埋下伏笔。

顾清良在2004年-2018年间持续受贿，最终被认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其中，大量受贿事实发生在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任内。

顾清良担任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时间是2014年初-2018年底。任职期间，顾清良利用分行一把手职权，为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争取授信、协调业务准入提供便利，收受企业主贿赂。并为分行下属员工的工作调动、职级晋升、任期审计、业务支持等提供帮助，收受下属财物。

顾清良离任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更换了多任行长，但原掌舵人任期内埋下的治理隐患并未消除，后遗症仍存，后续上海分行陆续发生条线负责人受贿、监管开出大额罚单等事件，合规文化的重塑和内控体系的修补，显然是一场漫长且艰巨的工作。

上海分行成立于2007年，是浙商银行走出浙江大本营、布局长三角最重要的前沿阵地，该分行现任行长林静然，曾同时担任浙商银行总行副行长、上海分行行长，薪酬连续两年位列高管首位，直至2025年底才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总行副行长一职，仅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总行高管兼任一线分行行长，足以看出浙商银行对上海分行的重视。

从业绩来看，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规模增长迅速。2023年末，上海分行的在职员工为920人，资产余额为1510.85亿元，在浙商银行的异地分行中，资产规模仅次于北京分行(2137.27亿元)。

而近两年，上海分行规模不断扩张，北京分行的资产规模却出现收缩。截至2025年末，上海分行的资产余额增长至2056.97亿元，在职员工数为1113人，成为浙商银行资产规模最大的异地分行，北京分行的资产规模则仅剩1869.07亿元。

与资产规模一同增长的，还有客户投诉。

2023年报显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客户投诉量为592笔，远低于北京分行、杭州分行、南京分行、广州分行、郑州分行等十余个分行。到2024年，上海分行的客户投诉量一下暴增至2100笔，成了浙商银行客户投诉最多的分行。

2025年报，浙商银行不再单独披露各个分行的具体投诉量，而是按地区分布进行披露，上海分行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客户投诉量高达85486条，投诉量甚至远超其余三个地区的投诉之和。

客户投诉是客户对银行网点服务水平及效率的直接反馈，投诉规模的攀升，也侧面反映出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内部管理、客户纠纷处理机制等存在明显短板。叠加分行接连暴露的风控合规、员工行为管理问题，多重风险信号正在集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