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晴

编辑｜重点君

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张战斗机的海报，其次是柜子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从二战螺旋桨战机到现代隐身无人机，应有尽有。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可能会以为这里坐着的是一位航空设计师。

事实也差不多——很多人不知道，俞浩本来就是造飞机的。2005年，他凭借物理奥赛金牌保送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两年后，他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2009年，他独立完成软硬件设计，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

而这样一个原本造飞机的人，跑去做了扫地机器人。

2009年，俞浩在清华紫荆C楼20平方米的406室里创办“天空工场”时，他的梦想是造飞机。而2026年，追觅生态全面爆发——智能汽车、智能手机、智能家电、天空与宇宙探索……这家诞生不足十年的公司，正以连续六年营收增速100%的成绩，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称之为“追觅现象”。这就是俞浩和追觅的过去10年。

摘星者未必都留在天空。李奥·贝纳曾写出“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亦不致一手污泥。”俞浩的选择，恰恰印证了李奥·贝纳那句广告箴言的另一层涵义：伸手摘星不是为了占有星辰，而是为了避免双手沾满泥污。他选择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把天空装进了心里。他用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马达，把那个少年对物理定律的痴迷、对技术极致的追求、对“改变世界”的渴望，压缩进了每一台扫地机、吸尘器、每一辆汽车里。从“上天”到“落地”，他没有降低仰望的角度，只是重新定义了摘星的方式。

俞浩十几平米的办公室（来源：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的记者在和俞浩六个半小时的对谈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也许他对，也许他错，但你在其他人身上，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直白大胆、不受束缚的表达和思考，这种能量危险，也稀缺。”这正是俞浩，一个把手伸向天空的人。

一个飞行师的“地面降落”

1987年，俞浩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乡镇。十二岁那年，家里盖了新楼房，需要给楼梯间接电线。那是电工的活，可还没学过物理的俞浩主动揽了下来。楼梯间有一盏灯，要楼上楼下两个开关同时控制。他隐约知道家里的电线是一个网络，正电负电无处不在，便拿干电池做测试，一点一点地试，竟然迷迷糊糊地设计出了一套双控电路。

三年后，初中物理课讲到电路，他才发现，书上的解法和自己当年的设计完全不同。自己的方案更省电，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人这么做。后来他意识到原因：教材里的双控电路是基于直流电设计的，在他成长的年代，电网高度普及，条件变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沿用书上的旧方法，很少有人会基于现实重新求解。

这种“把题目重新定义一遍”的习惯贯穿了他此后所有决策。

2009年秋，清华研一的俞浩和4名同学创立了一个极客社团——“天空工场”。在清华，他选择的是航天航空学院，他的天空工场，招的也是真心喜欢飞机并且愿意动手的学生。从紫荆C楼20平方米的406室开始，俞浩和同学们在堆满飞行器、激光切割机与零部件的空间里通宵研发。俞浩形容这段经历时说，他们当时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忘掉平庸、忘掉低效”。

在天空工场，俞浩已经证明过自己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的能力。2009年，他独立完成软硬件设计，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后来，天空工场长成了清华规模最大的学生科技兴趣团体，拿到了波音公司长达十年的专项赞助。

当时，俞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真正的科技创新，应该既能“上天”，也能“落地”。上天，他已经做到了。落地呢？

俞浩花了6年的时间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接受采访时，俞浩说，从2011 年到 2017 年，这 6 年时间里他非常迷茫。他在思考商业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八年间，他做扫地机，做吸尘器，进入小米生态链，他发现现实和之前听到的硅谷创业故事有巨大差异。硅谷的创业故事都“过于简化了，简化成 ‘I have a dream’，用梦想熬过千万坎坷，最终走向成功。可能真有企业这么成功了，但如果你这么做了，大概率会失败。”

在找到高速马达作为切入口之前，俞浩带着团队“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连充电宝都想做”。

在迷茫里，俞浩找到了高速马达做切入口。

几个年轻人凑了十万块钱，钻进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开始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攻坚战。他们要攻克的不仅是气动、电磁、驱动、电力电子等关键技术，还要搞定动平衡、减震、降噪、热设计等实际量产的各种难点。

这听起来很苦，但俞浩从不觉得苦。

2017年夏天，测试数据第一次超过戴森公布的指标时，整个团队反复验证，不敢相信。直到确认的那一刻，俞浩知道：成了。从十万块到十万转，这条路走了两年。追觅也从这一刻起，拥有了一个大多数创业公司不具备的东西——技术信仰的底层基因。如今，追觅的高速数字马达已经达到量产16万转、储备20万转的水平。

天空工场的隐秘传承

如果追觅只有一条故事线，那一定是“天空工场”的隐秘传承。追觅科技的创始团队几乎全员来自“天空工场”。可以说，追觅最核心的竞争力不是高速马达，不是智能算法，而是一种“用造飞机的技术逻辑去拆解地面问题”的方法论——内嵌在追觅的组织基因里，像一条从天空垂到地面的隐形绳索。

天空工场教会俞浩的，远不止造飞机。那是一套完整的的极客逻辑：面对未知，不寻求现成的教导，而是像个兴致勃勃的孩子，把难题拆解成满地的零件，再趴在地上，一点点摆弄、推演，直到用自己的双手，交付一个独属于他的答案。

这种“不依赖现成答案”的习惯贯穿了他此后所有决策。

正是这种思维惯性，让他敢去挑战戴森——那家几乎被全行业视为不可逾越的高速马达巨头，后来被俞浩提炼为“假定世界不可知”的商业哲学。

“我们是假定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与其洞察不如测试。先用最小的成本把所有可能性快速呈现，找出真能赚钱的，再加注。”

追觅的割草机器人就是这样试出来的。俞浩与团队发现，尽管割草机器人的市场已经很成熟，但当时行业最大难题边界识别还没有被完全攻克。尽管市面上已有RTK（实时动态定位）等方法，但效率和成本都有可优化的空间。俞浩没有推翻一切，而是做了一个大胆预判——车用激光雷达会迅速降价，第一个把车用多线激光雷达用到了割草机上，来解决感知和算法问题。产品定价1999美元，远超当时中国厂商常规的499美元，却卖爆了。

从2017年那个只有几个人的实验室，到2026年覆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上万件专利、研发人员占比70%、日均研发投入4000万的科技生态——追觅用不到十年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需要三十年的路。截至2025年底，追觅全球累计申请专利超10000件，获得授权专利3000件，海外营收占比近80%。在北美市场，2025年营收增长189%，扫地机营收增长150%，洗地机营收猛增235%。

而从2017年几个清华极客凑10万块钱起步的简陋实验室，到如今这个全球化科技公司追觅，俞浩的解法始终如一，用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对抗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少年蹲在楼梯间，手里攥着几根电线和干电池，倔强地要自己把灯点亮。

苍穹从未远去，只是换了方式轰鸣

创业10年，俞浩骨子里还是那个喜欢抬头看向天空的人。

追觅的英文名“Dreame”本身就藏着答案：梦想。俞浩曾说：“我年轻的时候说‘改变世界’也觉得羞耻。现在有了一定的成绩，敢于说一说。”那种“干大事业”的志向，他称之为“中国式的改变世界”。

追觅现在的业务版图，覆盖“人车家天地芯”。

2026年3月，上海AWE展馆，追觅以超过11000平方米的展位横跨五大展馆，集中展出智能汽车、智能手机、智能家电、天空探索、宇宙资源、能源装备、全域芯片等全矩阵产品，上百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体亮相。从扫地机器人到汽车，从手机芯片到太空算力卫星。

俞浩在AWE现场说：“这是一个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全球市场加速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给中国科技企业无限可能的时代。”而他希望追觅能够为人类去探索边界，而并非简单的跨界扩张。

在中国创业者的图谱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把“做梦”和“算账”两件事拧得如此紧密，把天马行空的梦想和极度务实的经营观融为一体。

当晚点提问“你怎么定义伟大”时，他给出的回答是“可以为人类探索边界”——这更像一种逻辑推导：如果一家公司做的事情能够不断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它自然就是伟大的。至于做什么、做多少，那不是问题，问题是敢不敢去试。

他的做法，是典型的用行动追逐梦想，而俞浩从不只停留在“想”，他更擅长做。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少年在清华园里组装无人机的那个下午。他抬头望向天空，手里握着螺丝刀。俞浩从不放弃对自己的追问，他最近在问自己的，是“我真正想做什么？”他曾把微信头像换成了 “小王子”，提醒自己要回到过去单纯的状态，还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没有追觅的时代，只有时代的追觅。”俞浩说。

但时代选择了那个心里装着天空的人。